2015年介紹《中國制造2025》出臺背景時，國家工信部部長苗圩曾指出：“芯片主要是以集成電路為代表的現代化的信息技術的核心。我國去年僅進口芯片的外匯就超過了2100億美元，成為單一產品進口最大的用匯領域，甚至超過整個石油進口所使用的外匯。尤其是高端集成電路，這是我國發展所急需的，而這又受到一些西方國家的出口限制。”

時過兩年，由于半導體行業需求進一步擴大，追蹤銷售和價格的DRAMeXchange數據所顯示，從去年7月到今年3月，兩種主要的存儲芯片類型（用于內容存儲的NAND，以及可給設備提升多任務處理速度的DRAM）分別漲價27%和80%。具體到企業利潤等方面，由于迄今產業的主導權和大部分行業利潤仍然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在連續五年政府補助11億元之后，國產芯片大腕大唐電信虧損金額高達17億元；中芯國際等企業市場份額雖有擴大，但仍遠不能與行業巨頭相抗衡。過去十年，中國進口芯片累計耗資高達10萬億元人民幣。

錢都被海外知名品牌掙走了。憑借支撐信息化及更高階段的自動化智能化的聯網設備和大數據廣泛普及，三星電子、英特爾、高通和東芝等芯片廠商迎來了商業上的大發展機遇。目前，高端芯片的短缺，已經成為我國整個電子信息行業發展的最大瓶頸之一。就產業論，所謂高端，高就高在上游的IP開發、設備制造、材料三個部分，利潤率最高，技術門檻也最高。可是，因其整體市場規模并不大，全球競爭更激烈，未必有利可圖。十年進口過10萬億元人民幣的芯片產業，主要集中在中端的芯片設計和芯片制造。低端的封裝測試和模擬電路、傳感器、分立器件等分支行業則利潤率不高。

2017年1月6日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發表的《確保美國在半導體領域長期領導地位》，直接針對中國芯片產業未來可能有的發展而說事，主張在技術上圍堵中國。對此，我們應該拿出國家級的應對戰略。這里所說的“應對戰略”，除了涉及《中國制造2025》以及根據《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而設立的首批規模1200億元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如何分配等問題以外，最重要的應對戰略還是高端科研人才的自由創新潛力。在《警惕中國芯片產業資本化與創新運營空殼化》一文中，信息專家孫永杰轉述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文章稱，如果中國芯片巨頭想要取得成功，首先就必須從“成本文化轉向創新文化”。在這方面，中國能做的有很多。具體到芯片產業，高端技術領域日新月異，顯然不能單單靠國企央企，應當廣泛吸引海歸科技人才的國內自主創業。對此，中國必須竭力發揮市場在芯片產業在自主化和國產化道路上的決定性作用，通過政府改革和教育改革為進一步的市場化建立運行框架。

此外，可考慮組建一個國家級別的、跨政商學的高端決策咨詢機構。在日本，日本通產省（影響力類似中國的國家發改委，但運行機制不同）就領導建立起“政府與企業之間緊密合作、合理調配利用資源”的“高效率”生產機制。